✈️✈️ 疫情爆發中的上班日常

　　自從新冠肺炎爆發、武漢封城以來，我任職的航空公司迅速地展開對策。上班前能在報到中心領取口罩與酒精棉片，讓工作無後顧之憂。隨著疫情在全球蔓延，配合疾管署的政策，二級（含）以上的地區，我們出發前和回來後，都需要量體溫並記錄。並且加發手套，只要離開駕駛艙，就應戴著手套。

　　最近大家休假日增加，待命日也增加，但因為所有人都飛得少，其實被抓的機率還是不高。和同學一起約好去做年度體檢，結束後依照慣例去吃飯，聊聊天、交換情報，有同學在真好。聊得正開心，收到簡訊說隔天的待命被抓飛了，一看班號... 是因為邪教傳播而造成疫情爆發的國家。兩週沒飛行、兩年沒去這個機場，再加上每天不停向上跳轉的確診人數，有點緊張。

　　總是習慣在報到前一小時到公司，擔心公司來往的人多，會增加遇到病毒的機率，特意晚了半小時才到。一踏進報到中心，發現跟兩週前有些不同。平常我們放飛行資料的地方，在簽派員辦公室內。被移到外面來不說，還立了一個牌子寫著疫情期間，謝絕訪問。之前飛行員會進到報到中心的辦公區領的一些裝備，全部被擺在前面的檯子上，並也立了謝絕訪問的牌子。平常總是十分友善，會聊聊天的同事，也都離得遠遠的。吹了酒測儀、量了體溫、刷卡 sign in、簽名領口罩、手套與酒精棉片，才完成報到程序。

　　上機第一件事，先把所有會接觸到的東西先擦過一遍。麥克風跟耳機這種會接觸到口沫的，還要再用酒精棉片擦過。平常在地面準備的時候，駕駛艙門都開著，方便大家進出，請機長簽名，或是向機長報告準備進度。但今天，一進門就先關上門，生怕有不必要的接觸。起飛後，能不離開駕駛艙，絕對不出來。為了不要太常內急，下午一點半報到的任務，中午過後到晚上九點鐘回來前，硬是沒喝一口水。

　　平常福岡飛航情報區裡總是人聲鼎沸，跟航管說話要用搶的，要不然真的永遠插不上話。結果今天靜悄悄的，靜得令人發毛。仁川飛航情報區，也是滿滿的沈默，機長說「要不是有ＧＰＳ，我以為不小心就跨太平洋了，這麼安靜。」當時正是韓國疫情的高峰期，我們一直想著該怎麼避免互動。機長說「等下機務一進來，我們就把駕駛艙門關上好了。」可是... 這一站的機務通常都是本地人，而不是公司外派的機務大哥。在這種人人自危的時候，只有自己人能讓人安心一些。

　　飛機靠橋熄火之後，我們嚴陣以待。沒想到第一個進到駕駛艙的不是機務，而是拿飛行計畫進來的地勤。機長接過資料，迅速地翻完，再遞給我。我收進文件袋之後，哇哇大叫「教官我們忘了戴手套！」然後兩個人急急忙忙地找酒精跟消毒液出來擦手，再戴上手套。機務在飛機上做他們例行的工作，按按這個鈕，碰碰那個儀表，事情都做完之後，他就出去了。我重新將駕駛艙擦了一遍，還把窗戶打開來換氣。一直以來，駕駛艙清潔都只有在出發前進行，不安與恐懼硬生生把自己逼出了潔癖。

　　後來隨著國外的疫情越來越嚴重，華僑及留學生，出於對於生命的擔憂，紛紛逃離居住地。從台北出發的乘客總是寥寥數名而已，回程倒是班班爆滿。怕不怕？當然怕。軍人害怕，還是要打仗。醫護人員害怕，還是要堅守崗位。空勤組員害怕，排到了還是要飛。這是職責，也是敬業精神。政府開放了空勤組員返台不需隔離檢疫14天，但我們依然害怕會不會在國外感染了，在無症狀的狀態下，把病毒帶回台灣。住在家裡，會不會害家人生病，出門會不會成為防疫缺口... 大家壓力也很大。

　　從紐約回台的飛機上，慶幸著自己又熬過一個長班，紐約沒有封城，我們沒有被封在裡面。在下降過程中，我們給了空服員該做落地前準備的信號，但空服員卻遲遲沒有給我們準備完成的信號。正想要打電話出去問的時候，信號來了，我們就專心在準備進場和落地。

　　落地後，突然一個 “cabin call” 的提示音，機長笑了笑「應該是要做廣播，撥錯號碼了。」我打開廣播鈕，聽見空服員在做落地後廣播，也就沒在意。過一會兒 cabin call 的提示音又響了，我們開始覺得有些不對勁。座艙長對我們說，在做落地前準備時，有一個乘客向他們說身體不舒服，一量體溫，竟是在發燒。一時之間，心慌慌的：會不會真的確診？我們有沒有接觸到這位乘客？下機之後看到法國戒嚴的消息，剛從法國陪了男友回來，明明都沒出門，還是擔心會不會在法國的時候感染了。

　　這幾天一直在想著，要不要搬出去住，不要讓我的家人，暴露在這種不安之下。海外的同胞要回家，天經地義。生病的人在當地得不到醫治，想要回到家人身邊，也是理所當然的。帶這些人回家，是我們的工作。其實覺得許多人為了不想飛疫區，找理由請假，也是情有可原。但是明明大家被排到疫區的機率是一樣的，有人請假，就有人得替補，最後演變成負責任的人，得一直冒著風險去上班。尤其是回溯檢疫之後，許多人被居家檢疫，有些人申請休無薪假，人力進一步短缺。好像也無可奈何，這是人性，只能比平常更小心。

　　台灣加油，世界加油。疫情快點過去吧！